陈凯歌自传（二）

　　我爱北京，不光为了她是我的出生地。在我儿时，北京没有那么多人，没有那么多车辆。更容易看到的是四个轮的小车，竹子做的，里头坐着咿咿呀呀的娃娃，后头推车的是一样咿咿呀呀的老太太。临街的学校书声朗朗，忽而又安静了。老人们坐在中药铺前的台阶上晒太阳，手里捏着两个核桃，转着，虚着眼望着天上飞远了的鸽群，哨音像是云的回声，淡淡的。热闹的地方是庙会。我还记得怎样欠着屁股坐在拉“洋片”的老式镜箱前，盯看一张张画面闪过，不敢眨眼，画面有山水、人物、神话中的故事。拉“洋片”的人一边摇着镜箱上的手柄，一边“嘭嘭”地敲着一面小鼓，被敲乱了心的孩子就交出最后一分钱——更不用说庙会中的玩意儿和吃食了。



春天，挑着大箩卖小油鸡的汉子走进胡同，不用吆喝就围了一群孩子，托起一只在手上，指指才吐绿的柳枝说：嚯，赛柳絮。孩子们毛茸茸地托着，回家放在鞋盒子里，撒上小米，坐着看，夜深了都不忍睡去。卖小金鱼的担子上，一头是木桶，一头是玻璃缸，圆的，要哪条就捞哪条，注进净水，还有一缕碧绿的水草。槐花落尽的时候，卖花的老汉用丝线把晚香玉一串地穿了，挂在好动的小姑娘头上，一跑，小胡同里就香气弥漫了。夜里，甚至冬天，也能听见卖小吃的吆喝声，推开古旧的院门，看见一盏风灯和一个身影，热气虚虚地晕了灯火，身影悠悠地唱着，悠悠地远了，夜就踏实下来。我躺在床上，闭着眼听，觉出被子的暖和安全。



那时北京，仿佛护城河里故宫角楼的倒影，梦一样安详着，小风吹过，晃动了，却不破碎。它的古松和早梅，庭院和街道，都显出古老和平，而且骄傲。



1965年，庙会已经被禁止，接着，民间的丧葬嫁娶仪式也被禁止。接着，北京南城享有百年盛名，在中国人欢庆新年时几乎无人不去的文化集市——厂甸街，宣告关闭。接着，就轮到了北京城。



1949年初，清末大儒梁启超之子——建筑师梁思成教授，住在其执教的清华大学。当时内战大局已定，解放军攻城刻在日内。一夜，有客来访，自称共产党城市工作部干部，特携带北京市区地图，要梁先生指明何处不可用兵，何处不可开炮。共产党于争夺天下之际，尚能虑及古都文物的保护，据说，是梁思成日后感戴投报的原因。不久，北京未被战火而和平易手，使八百年古迹得以保留，是中国的大幸运。所以可以想象梁先生听到毁城设想时的心情。他曾力谏政府首脑放弃这一计划；他的夫人甚至誓言：城破之日，自取其命。但是，以“城墙妨碍首都建设”为名，计划终于变成现实。在现代化机械的频频击打之下，木石俱下、烟尘大起，顿成废墟。被分段拆除的城墙，砖石今已不知去向，少量的可以发现于民间的鸡窝兔舍。传说：在明初重修城墙时，工匠曾用熬熟的米汤和泥浇铸，以求坚固，可见毁城工程的艰难浩大。多在夜间操作的轰轰机声未能惊醒北京人，而城市从大梦中醒来时已成裸体。世代居住北京的人民中，竟无一人与古墙共存亡者，实在辜负了这城。有识之士，慑于1957年“反右”，1959年“反右倾”，1962年的“大抓阶级斗争”而大多匍匐在地。与此同时，这座始建于元代，经明成祖朱棣重修，此后代代维护，长达数十华里的八百年古城墙轰然倒塌了。一个旧梦随风雨而逝，永远不再。1986年，我站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内，注视西方人于1893年拍摄的旧京城墙照片，回想它延伸阔大的雄姿，不胜唏嘘。



至此，精神和物质的旧墙均已归于消灭。从不设防的国度中醒来的人们，看到空旷的地平线上一轮巨大的红太阳，在短暂的幕间休息之后，天国的钟声又响了。